科教

古代“高考”也延期

阅读量 2020-07-14 09:39 来源:咸宁网

根据教育部3月31日发布的公告,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(简称高考)将延期至7月7日至8日举行。北京市教工委、教委也发文称,将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情况尽快提出意见。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,考试虽然有过时间调整,但是鲜有延期。

在古代中国,科举制度肩负着为国选材的任务,历史上可曾有过因故推迟科举的先例?实际上,古代确实有过几次科举时间的推移,原因也很多,从天气到天灾,甚至不乏人故。

宋仁宗为二苏推迟“高考”? 公元1061年农历八月,北宋都城开封的天气似乎比往年更为炎热。朝廷颁布了最新指令,由赵官家亲自主持的本年度制科考试,原本应于八月中旬开考,却忽然宣布推迟!

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

这一桩“大宋推迟高考”案,除了最高决策者宋仁宗之外,还牵扯进四位鼎鼎大名的北宋文臣:韩琦、欧阳修以及苏轼、苏辙兄弟。其中,韩琦是当朝宰相,二苏是应制的考生,而欧阳修是他们的举荐官。这一年,苏轼26岁,苏辙23岁,兄弟俩已在文坛扬名,正待于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考试中大展拳脚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,苏辙偏偏在此时生了一场病,无法按期应考。

史料没有记载小苏病倒的原因,总之,在已经通过前面几轮考试的情况下,于此功亏一篑,实在令人惋惜。这时,一向爱才的宰相韩琦就站了出来,向宋仁宗进言,请求推迟考试。韩琦是这样说的:“今岁召制科之士,惟苏轼、苏辙最有声望。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,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,甚非众望,欲展限以俟。”

韩大人请求延考的理由并非担心优秀人才漏选,而是因为二苏的名望很高,一人缺席会影响大家的期待。神奇的是,仁宗陛下居然就答应了。但皇帝考虑的可能不只是“众望”,还有韩琦本人的威望。

彼时,52岁的宋仁宗已在龙椅上坐了近四十个年头,作为宋代执政时间最长的天子,他治下的国家可称“民富”,但不够“兵强”,在西北边陲迅速崛起的西夏始终让皇帝头疼。幸好,有范仲淹和韩琦两位名臣轮流坐镇边庭,从“军中有一韩,西贼闻之心骨寒。军中有一范,西贼闻之惊破胆”的歌谣中,即可知这两位国之长城的价值。既是长城,说话就有分量。范大人已于十年前谢世,国有疑难总要仰赖韩大人。因此,宋仁宗乐于笑纳韩琦请求延考的建言,既给老臣面子,也给新人机会,更坐实了自己宽柔仁善的人设,可谓三全其美之事。

国家的考试制度,真能凭几句话就改变吗?

其实,北宋的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。常科三年一考,有解试、省试、殿试三级,通过即为进士及第。制科又称御试,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规格考试,应试者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,考期则根据国家的人才缺口而定,有时一年,有时“权停”,相对于常科,制科有一定自由性,参考人数也远比常科要少。这次为苏辙延期的考试正是制科,影响范围较小,因此情理能容。二苏此前已在常科中登第,也获得了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,但吏部派发的官职让兄弟俩不太满意,因此又报名参加制科,希望在御试中获得佳绩。

方便天子,苦了举子

科举一制,从隋至清,历朝规则不甚相同,但大体遵循三年一科、三级考试的制度,时间节奏也差不多——头年秋八月由各地方府学举行初试(唐宋称解试,明清称乡试,也叫秋闱),次年春正月或二月由尚书省举行礼部试(唐宋称省试,明清称会试,也叫春闱),接着是天子亲自主持的殿试。考试级别越高,牵涉的部门越重要,日期变动也越频繁。

自然灾害是导致科考延期的一个常见原因。唐文宗太和八年(833)夏秋之际,各地解试已毕,但因为“虫旱相因,恐致灾荒”,尚书省决定直接取消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及殿试,用当时的话说,叫“权停贡举”,一时舆论哗然。

为什么一场地方性的虫害能影响半年后在天子脚下的考试?原来,按唐制,每年秋末十月是各州府申送本地举子进京的时间,因秋收受损,物力不迨,耽误了部分地方举子的行程。虽说下轮考试在次年春才开始,但举子们进京后有好长一套流程要走:觐见天子、拜谒先师、疏名列到、结款通保……还要留出攻书备考的时间。因此,朝廷提前半年发出停考的通知并不夸张。好在后来唐文宗体恤到了举子们的心情,“念彼求名之人,必怀觖望之志”,于是“宁违我令,以慰其心”,下诏恢复次年春闱,只是将考期推迟了一个月,好等待那些在路上耽搁了的国家未来栋梁们。

但并非每一届举子都能这样幸运,如果国家遭遇战乱兵祸,科考停摆的决定就是不可挽回的了。唐懿宗咸通九年(866),被史家称为“唐亡之祸基”的庞勋起义由西南一路席卷江淮,朝廷因为“久屯戎卒,连年飞輓,物力方虚,因诏权停贡举一年”,取消了咸通十年的考试。诏令发出之时,当年秋闱已毕,各地举子已经陆续启程抵京,走到半路听说来年春闱取消,只好悻悻返乡。

不过,即使是太平时节,科举延期的情况也常有发生。尤其是需要最高统治中枢亲自主持的殿试,经常要让位于国家军政、祭祀、丧葬等大事。在讲究“君为天下纲”的礼法社会中,国家大事通常等同于皇帝的个人行程,一些原因在今人看来啼笑皆非。

对此,明朝正德十五年(1520)的应届举子们深有体会。按照明中期的考规,二月会试完毕,三月殿试开考,但贪玩的正德皇帝从前一年夏天就开启了南巡之旅,如今正在扬州温柔乡中乐不思归,哪里顾得上京城里候旨的举子们?待到圣驾回銮,已是次年正月,伸长脖子盼望经年的考生们却只等来了更为戏剧性的消息——正德帝回京后不久即驾崩,国葬期间万事俱休,何况区区科举乎?于是,他们一直苦等到嘉靖帝即位后,才踏着五月的槐花走进了这届延迟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殿试考场。

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事件会导致科考延期。比如,明朝洪武、建文年间,曾两次因为“日有食之”而推迟殿试半月——古人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。天顺七年(1464),则因考场失火焚毁,会试延迟了半年多,殿试则直接推到了次年。万历十七年(1589)的会试也发生了场地失火而延考的情况,那年的状元是后来的一代名儒焦竑,民间遂有“考场不失火,哪有状元焦”的说法。

祖宗家法,改期不易

突发的天灾人祸会干扰某一届科考的时间安排,但在一个制度周期内,统治者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主动更改试期,优化考试的节奏,以达成更高的取士效率。一朝百年之中,考期几变是常有的事。听上去并不难,改起来却挺麻烦。

在幅员辽阔的古代中国,交通问题是人们心中的老大难,也深刻影响着历代科举日期的迁移。每一朝的皇帝都曾为开科时间而头疼:在京城举行的两轮高级考试,需得等全国举子都到位后方能开始,但路途远近有别,如何确保大家行动一致?

最灵活的方法是各州县根据与京师的距离,酌情提前本地解试的时间。在户籍制度不甚完善的时代,有些心思狡猾的举子先在本地的提前场次考完,又赶去别州的稍晚场次冒顶他人再考一回,以期“多试之中,必有一得”,经常闹出官司。

于是,南宋绍兴二十四年(1154),朝廷开始使用另一种办法,统一全国解试时间为秋八月五日——这也是中国科举史上首次对地方一级考试的日期作出明确规定,杜绝了利用时间差作弊的现象,得到当时读书人的赞誉,如朱熹称之为“圣人做事”。既然秋闱日期统一,那么只能推迟次年春闱的时间,以照顾偏远地区的举子。省试日期从正月改到了二月,殿试则更晚,延至四月。

同样是明代,万历年间曾有大臣提议推迟会试日期,却只遭到了同僚的嘲笑。提出改期的是一位乔姓御史,他担任监试时,发现有考生作弊,于是以“举子重裘以进,便于怀挟”为由,提出将寒天二月的会试改期至风和日暖的三月,这样考生们“用单夹衣,则宿弊可清”,没有夹带小抄的机会了。

这听起来有几分道理,却被榜眼出身的东阁大学士李廷机一言怼了回去:“如此,则四月十五殿试,傥日暖,如何操笔?又其甚者,不暴杀举子耶!”李阁老的意思是,你做事顾头不顾尾,会试从二月推到三月,殿试就得推到四五月,天热了怎么答卷,要是赶上大热之日,岂不是要晒死考生?于是“众哄然一笑而止”,提议也不了了之。

直到清朝乾隆九年(1744),经御史范咸上奏,会试日期终于由二月改到三月,殿试也推迟至四月中旬。十多年后,探花登第的大学者赵翼将这一举措评为善政,因为“远方士子既免匆遽,而天暖无呵冻之苦,衣单无怀挟之弊”,其实和一百多年前明朝大臣们请改试期的理由相差无几。可见,群众呼声到底还是起作用的,只是实施上需要时间而已。


编辑:通山_阮慧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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